华夏国际流言、通胀、血馒头：英国医生芮尼笔下1860年代的北京城

一个清晨，鸽哨响在淳亲王府的屋脊，锣声、车辙和叫卖从巷口接力而来。官报摊前已有人等着最新一期。1861年，咸丰皇帝仍驻热河，关于皇帝病重的流言在茶碗和剃头铺之间越传越真。任职于英国公使馆的医生——芮尼，如实地记录着他在北京生活的所见所闻，只为让远方的同胞，知悉遥远中国与国民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心理特征。如果我们抛离过去有关民众的革命或启蒙似的宏大叙事，能从他的《北京与北京人》日记（九州出版社，2025年5月）提供的历史窗口中看到真正的民众世界吗？

《北京与北京人》书封

喧嚣与流言

1861年3月25日，芮尼医生随英国公使普鲁斯正式入京时，距离咸丰皇帝外逃热河已经5个月了，北京民众似乎已经适应了无主之民的身份。芮尼所见的北京城，有着一条条又长又阔的街道，背靠背的营业店铺，比邻着无数商店、摊档、食店等。商店“门前有雕刻的装饰，且髹着艳丽的颜色，备极辉煌”。食店里人们吃点心、听说书，悠然自得。街道上市人如织，西藏的喇嘛、蒙古的商旅、朝鲜的使臣以及成群的乞丐穿梭其间，杂技和类似英国木偶剧的街头表演不时可见。很难想象，这座古都刚刚经历了英法联军的炮火与抢掠，却很快复苏并显现出繁荣景象。

著名民众史学者阿莱特·法尔热在其名著《18世纪声音历史散论》中强调发掘被历史淹没的民众声音，她也几乎“重奏”了启蒙时代巴黎震耳欲聋的喧嚣声，街上的人声、马嘶、车响、军鼓声、乐声，喊叫、咒骂、叫卖声、欢笑声相互交织。同样，芮尼笔下的北京城，人声、车马声、锣声、鸽哨声、吆喝声、枪炮声互相吟唱。尤其是当芮尼走进市井生活后，发现民众之间正散布着喧嚣与流言，他们在私议着热河的皇帝与大臣。1860年10月16日，风华正茂的咸丰皇帝北狩热河，那时无人料想到他会身死异地，沦为苦命天子。但是1861年4月11日，芮尼听到中国人之间的流言，“皇帝病重，热河正派人往北京拿取给死人穿着的内衣和法衣”。7月2日晚，硕大的彗星划破北京夜空，引发全城轰动，“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或为北京带来灾害”，民众纷纷将彗星出现与皇帝奕詝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相信皇帝不会回来了，彗星的出现加强了皇帝留在热河的决心”。7月31日，北京市面传出更坏消息，疯传奕詝已经驾崩，即使活着，也活不过农历第九个月份（公历10月）。8月9日，市井传闻更加耸人听闻，有些人坚定相信奕詝已于10天前驾崩。8月11日，北京的流言已经奏效，干预了民众的社会生活。芮尼观察北京市面突然出现许多婚嫁活动，迎亲队伍要比平时多很多。民众担心皇帝驾崩后，国丧期间禁止嫁娶，因此纷纷提前安排成婚。甚至百天之内不得剃头的禁令，也使得街边剃头师的生意提前忙碌起来。11天后，咸丰皇帝果真崩逝。从流言、彗星、婚嫁潮到皇帝驾崩，“谣言”愈演愈烈却演绎成真。

流言是社会心态的端倪，非议是民众怨愤的开始。法尔热强调“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事件”。她曾回顾法国大革命前的民众舆论，正是由于巴黎治安总监抓捕街头乞丐，包括儿童，导致谣言泛滥，民情激愤，最终引发了暴力与反叛事件。1861年在北京的现场，有关咸丰皇帝的不利言论广为流布，其实背后掩藏着民众对于天子外逃的不满。但又慑于天子威势，因此民众不断制造和相信皇帝病重，甚至崩逝的传言，而非期盼康复的祷语。芮尼回顾咸丰皇帝居住热河的一年时间，每当皇帝应允回京时，健康不佳的流言便在北京市面肆起。如果说民众对于咸丰皇帝存在某种暗黑式的身体“诅咒”，而对于他的亲信——以肃顺为首的官僚中枢——则满是直怨。7月4日，芮尼记载：“许多人对肃顺不怀好感，认为他是一个大坏蛋，给国家带来很多伤害。”8月9日的一则记文，非常值得重视，当时北京流传的故事是说“皇太子声称如果他继承帝位，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取肃顺的头”。芮尼发现肃顺作为皇帝的第一亲信，官声非常恶劣，到处不受欢迎。三个月后，杀头的“谣言”一语成谶，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祺祥政变，肃顺枭首异处。

在时代变局中，北京民众对于政治局势并非闭目塞听与愚昧无知，而是拥有着强烈兴趣与多重信息网络。当时北京流行发布一种政府允许的报道政府行政的刊物——官报。官报内容由政府官员提供给印刷商，以换取金钱报酬。定期发行的北京官报有3种版本，一是红封皮的，隔天出版；二是白封皮的，每日出版，详尽报道人们关心的日常新闻；三是平价的精简本，专门面向较低下的阶层出版。芮尼记载：“社会民众（不仅限于北京，而是广及全国）都很喜欢阅读官报，人们都盼望新的一期出版。”（140页）甚至芮尼医生发现身边的中文老师都对当时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与美国南北战争非常熟悉。政府官报、外国公使馆、内廷小道信息，尽是民众竭力利用的信息渠道。

街谈巷议转化为民怨公愤，也一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为挽救国家财政危机，支持军事行动，同时发行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清廷立制“官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然而清廷所发行纸币实为古代货币，而非现代货币，既缺少法定储备金，又无限制超发、透支国家信用，官票与宝钞发行之初即被民众厌恶，实际币值迅速大减。咸丰五年（1855年）官票一两和宝钞一千文都仅能兑换京钱四五百文，合制钱二三百文。芮尼对于1861年北京的货币流通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纸币的价值变动。8月1日，1000纸钱仅值20个铜钱；四天后，仅剩15个铜钱，贬值率达到97%。纸币价值已经走向崩溃，人们开始拒绝接受官方纸币，情愿选择笨重不方便的金属货币做交易。然而民众兑换到的少数铜钱，实际上也是户部制造的不断减重和混掺杂质的铁钱，“无论在成色方面还是在重量方面都比以前的差”。（219页）纸币失信与货币紊乱，直接导致物价飞涨与社会财富缩水，北京地区粮食价格逼近饥荒灾祸时期。经济危机传递到上层社会，皇室贵族也开始变卖家传古董，庆亲王府甚至将皇帝的龙椅在英国公使馆多日展出、贱卖处理。

肃顺时任户部尚书，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正是由他主持出台，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今北京货币混乱问题的始作俑者，人们把他恨得要命”。（218页）三个月后的祺祥政变虽然很难说是因民众的怨愤直接推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肃顺、端华等人的身死名裂隐含着清廷平息民怨的政治意图。政变发生后，芮尼在交往中发现“所有的阶层，无论识字的或不识字的”，都发出了称赞的声音，“他们竖起拇指，频频说‘好’！”（324页）

情感的流露华夏国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感研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日益重视情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芮尼的日记也生动描摹了那个时代商人、工人及小人物的复杂心态、情绪、思考甚至反抗精神。

1861年，李秀成的军队横扫江南，太平天国局势为之一振。5月25日，芮尼记录了北京商人群体对太平天国的观感，听到他们所有人都咒骂太平天国，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戴着宗教的假面具而进行欺骗和奸淫勾当的组织”，没有人会相信太平天国能成功，“因为中国所有有识之士都鄙视和憎厌这个运动”，“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起义，而是存在于部分地区，由一个疯子煽动起来和领导的动乱而已”。商人们还认为太平天国宣传的教义，本质上带有淫猥、渎神和嗜血色彩。受现代文学对国民性批判的影响，我们几乎默认了帝制时代的民众是缺乏情感、思想和理智的人物画像。但是我们清楚地在此看到商人群体对于太平天国的性质、教义、领袖与结局皆进行了精准分析与判断。他们的憎恶态度与排斥心理，远比我们所熟知的曾国藩宣传的“为名教而战”口号，更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进程与人心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上，商人们对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双重不信任。芮尼记录：商人对于清政府也没有什么好感，“对它是否能够维持社会安定也没有信心”，认为“这个皇朝曾经盛极一时，亦已经历了200年，但它开国时高昂的气势和强大的军力已经因为穷奢极欲而凋谢了……他们认为清朝大限已到。天命不可违，它现在的情况是积重难返，回天乏力……他们无意改朝换代，他们只是希冀一个好政府”。商人们已经判断清朝失去了作为“好政府”的标准，灭亡是迟早的事情，它的道德合法性委实已经凋谢。1867年，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依据北京方面的情报讯息，准确预言清廷丧亡不过50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民众的情绪表达，影响了社会心态与历史走向。

具体到生活之中，不同身份的民众为了改变生活与命运，也在努力尝试适应时代变局。英国公使进京后，租用淳亲王府作为英国驻华使馆，雇用了超过500名的工人从事使馆装修工程。工人起初待遇良好，工资每5人1元（墨西哥洋），大约每人每天10便士英镑。其中工资的三分之一付给膳食供应商，换取每天三餐饭菜。不久，货币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了工人的正常收入。因此，1861年6月30日，使馆泥水工人与做木工人第一次闹罢工，要求东主用铜钱而不是纸币付薪，以此对抗纸币通胀损失。8月19日，英国使馆的工人第二次开展集体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每天3便士，其实是要求抵充膳食费用，降低生活成本。以铜付薪与抵充膳食的两次和平“罢工运动”，彰显出早期工人敢于维护权益的抗争精神。当时有位名叫“卢涌泉”的帮工，他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相处之道，成为英国公使馆的重要仆从，最后竟从使馆“大规模装修工程中盘剥到不少金钱”。（399页）他还游历欧洲，最终跃升为一个打扮非常豪贵的“上等人”。

芮尼日记中的小人物形形色色，散发着个性的色彩。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夫人及其女仆出现在北京郊野时，无比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农村妇女“为了一睹西方姊妹的容颜，兴奋地用她们变了形的小脚跑来跑去。这恐怕是她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奔跑”（5页）；失明的街头艺人，行云流水地演奏他向占领军学到的马赛曲、“到叙利亚去”、The Second Figure of the lancers、第60来复枪团进行曲，以此换取路人的奖赏；成群的街边童丐会排队敬礼，高喊英文“chow-chow；cashee，cashee”即没钱吃饭，请施舍金钱；有信赖西医，进行脓疮、白内障和肿瘤切除手术，却一声不吭、意志顽强的中国病人们……村妇、艺人、童丐、病患等中国民众们，在用奔跑、音乐、语言乃至于沉默，积极回应着1861年北京与西方的相遇。

1861年1月5日，北京安贞门

身体的想象

芮尼是医生，对于民众的身体、疾病和生命观念尤为关注。他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北京城中的犯人斩首与悬挂人头的场景，如1861年4月15日、4月26日、1862年1月13日等。暂举1862年4月7日的例子，芮尼在刑场见到二十组的木笼，每笼有两到三个人头，还有几个人头被一堆的吊在外面。他粗略估计，刑场的头颅总共有一百个以上。“因为皇帝逝世，首都有许多个月没有执行死刑，积累了许多待决的囚犯”。刑犯处决后，人头高悬在闹市街头，“但熙来攘往的人对此都似乎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芮尼发现中国仆人在向他讲述“活体解剖”（凌迟）的过程时兴高采烈，导致芮尼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感觉，因为“中国人往往面带微笑讲述恐怖的事情”。但是若就此不假思索地相信民众对于暴力与冷血的接纳与癫狂，则意味着浮光掠影的文字背后，政府的滥用暴力与社会规训被轻易地放纵。

民众的身体观念是由国家的强力塑造的。明清两朝盛行严刑峻法，木枷示众、杖刑、绞刑、斩首、凌迟及挫骨扬灰等刑罚，都是依次为不同程度折磨身体制造的恐怖发明，本质上是政权宣扬“合法”暴力，震慑民众的残酷手段。然而，久而久之，社会民众以暴力为惯习，折磨罪犯的刑罚手段沦为国家强力的公演，无形中造就民众的憎恶与畸形审美。芮尼多次亲历行刑时刻，人潮异常汹涌，“人们的兴奋难以压抑，每个人都不想失去观看行刑的机会”，“头斩下后，刽子手把它拿起，高声唱出囚犯的名字”，似乎是在完成暴力的谢幕演出。之后断下的头颅，将会带到繁华闹市或犯罪现场“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1861年后，斩首与观刑成为官府与民众互动的常规方式，其实反映的是民众日益陷入极端贫困的悲惨处境与社会矛盾。法尔热研究法国大革命前二三十年巴黎日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后，指出：暴力是民众对于恶劣生活条件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与民众社交相关的生活方式。民众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采用的是同一种表达方式。1861年7月19日深夜，官府衙役拿着灯笼和铁链押走了一名盗窃犯，他们用铁链缠着脖颈，双手绑在身后，押往顺天府牢房。等待这名犯人的将是严厉的杖刑，而他仅仅是偷盗了厨房的几根胡萝卜。芮尼日记里还记述了其他斗殴、抢劫、偷盗者遭到官府严刑重罪，乃至于斩首的案例。帝制时代的暴力属于垄断特权，皇朝往往乐意运用更大的暴力惩治越轨、僭越“暴力”的民众，但无意也无力解决暴力的根源——社会贫困。

身体是一个既能宣扬暴力和恐吓，也能够唤起人性与同情的场域。我们借助芮尼的眼睛可以见到，当时穷苦的小人物常常靠损害自己身体的“表演”谋求社会生存，如有些街头乞丐为了赢得同情，狠心锯断双腿，跪地乞讨，或刀锋插肉，展示伤口与鲜血；杂技演员为了谋生，进行吞针入喉、斩断头颅的恐怖表演；还有穷困父亲为了得到同情，在街上展露他死去儿子的尸体，不过是希望能够赚得儿子安葬的费用。

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身体体现着国家权力对于民众的规训，也蕴含着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芮尼目睹犯人斩首后，刽子手掏出5个馒头，蘸满了从断头身躯不停地涌喷出的鲜血。“尸体的心脏仍然跳动，血液仍然流动，虽然它的精元之气很快便泄去了”。这些馒头将会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小片小片地售卖。芮尼听说这种“血馒头”，是被视为治疗肺衰竭病的最后灵药。传统中医学理论认为肺痨的病机多是阴虚火旺及气阴两虚，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病候》的“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也”，即生血不足导致脏腑气衰，因此蘸满精元之气的“人血馒头”自然化为民众病急投医、“以形补形”的医药想象。

晚清疾病流行与社会变局也在重塑着民众的身体想象与知识经验。1861年芮尼来华的一年多时间，非常留意京津地区天花等传染病的流行和预防情况。芮尼发现民众很早就意识到身体是携带传染病的载体，且人群的频繁流动会加剧天花等传染病流行。有人已经总结出往年天花病流行与科举考试的联系规律——每隔数年几万人入京考试，北京地区天花病则会周期性暴发。由于1856年开始，京津一带战事频仍，天花病流行更为猖獗。自19世纪初以来，曾被认为有效的牛痘防治方法开始被人质疑，“因为不少种了痘的人仍然感染天花”。（118页）民众倾向“吹气”方法要比牛痘防治更有效果。吹气方法即是传统“人痘术”中的“旱苗法”，即把患过天花的病人的痘痂研成粉末，置入小儿的鼻孔，赋予抵抗天花病的免疫力。芮尼还介绍了上海地区防治天花的办法——“痘衣法”，即预防者“和天花病人睡在一张床上、或穿着患过病的儿童的衣服，或沾染病人的疥疮”。（311页）长期以来，民众的身体认知中，始终充满了他者的想象，这构成了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常为国民贴上“麻木”“愚昧”“奴性”等劣根性的标签，却很少反思这种解释力的边界。它捕捉历史复杂性的感官能力正在走向枯萎，无法呈现民众世界的多重面相。事实上，在晚清的政治巨变与社会动荡中，民众同样会展现出理性的权衡、激昂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与丰盈的世俗情感。至于他们在刑场上的亢奋、疾病经验的倒退、甚至将“人血馒头”奉为灵药，这些看似冷漠与愚昧的行为，也应放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理解——那是国家暴力、社会裂变与民众挣扎求生的交互剧场。在那个喧嚣的现场，高贵与贫贱、麻木与热情、无知与新奇往往并存，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众世界的复杂面孔。

主要参考文献

1、[英]芮尼：《北京与北京人》，李绍明、李国庆译，九州出版社，2025年5月

2、[法]阿莱特·法尔热：《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杨磊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3、庞冠群：《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赵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